一、“双碳”战略目标下，能源行业转型和能源企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当前，我国能源活动碳排放量达98亿吨、占全社会碳排放的87%，实现能源转型就成为了“双碳”战略的主战场，而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以煤炭为主的消费结构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再加之能源供应安全问题，做好能源转型将面临“三大挑战”。
一是能源保供形势严峻。目前全球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能源危机，英国作为坚定的“去煤国”今年也重启了燃煤发电。国内能源供应内外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强，今年十多个省份采取有序用电措施。湖南省7月以来，供电负荷连创新高，统调最大负荷已超3600万千瓦，创历史之最。二是能源价格屡创新高。国际国内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价格节节攀升，省内电煤成本较今年初增长了2倍以上。三是能源安全运行风险加大。受新能源发电的高比例渗透和其波动性、随机性影响，电网系统稳定性风险不断增加。去年夏天美国加州大停电和今年年初德州大停电，均为电网安全敲响警钟。
从我们能源企业自身来看，在“双碳”大背景下，面对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能源技术日新月异等新情况，作为以煤电和常规电网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必将直面传统业务市场的急萎缩和能源转型的高要求，若不抢抓机遇、加快战略转型与技术升级，就会随时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二、能源转型实施路径与企业战略转型实践的思考
“双碳”战略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经济和社会平衡发展的综合性、系统性问题。能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牵涉面广，敏感性强，关注度高。因此，能源转型应兼顾“供应有保障、发展可持续、技术可支撑、经济可承受、体制有创新”等多个维度，通过全局性、系统性推进能源系统性变革。针对能源转型和减碳降碳实施路径，从能源智库角度，我们建议做好“五个推动”。
一是“保底灵活”统筹兼顾，推动煤电角色转变。
我们认为:能源转型不是简单的做煤电“一刀切”的减法，而是以能源供应安全为前提，实现煤电有节奏退出。应从实际出发，认识到我国火电必需经历“增容增量、增容稳量、稳容减量、减容减量”的长期过程，应该以“保底、高效、灵活”为方向，有序实现火电定位由保障性向灵活性、调节性转变。
二是“源网荷储”互动协同，推动新能源规模发展。
我们主张:按照“多能互补”和“源网荷储”一体化大基地方式，既不额外占用电网系统调节资源，同时解决新能源资源碎片化开发问题和电网消纳的友好性问题，以实现新能源规模化与电力系统调节能力建设协调发展，加快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速建设以大型调峰气电和抽水蓄能为主，电化学储能为辅的电网调节能力支撑体系；应提高“大电网”跨区域配置资源能力，充分利用好特高压电网“时空储运”能力，实现可再生能源资源从富集地区“远距离、大通道、高比例”外送负荷中心。
三是“产学研用”无缝对接，推动新技术落地应用。
我们号召:从国家层面规划技术研发，集中力量，明确路线。汇集“产学研用”各方，打通上下游产业链，加快低碳新技术从研发到规模化应用进度。通过规模化快速降低新技术应用成本，形成优质低碳产业链。
四是“电能替代”持续深化，推动终端用能变革。
我们倡议：加快构建“以电为中心”的能源终端消费体系，以清洁、优质、高效、便捷的电能满足各领域用能需求。从我国目前水平看，电能终端能源消费占比不足25%，与发达国家（2060年达70%）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必须加快“以绿色电能代煤、代油、代气”，降低终端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五是加强顶层设计，推动系统性政策支持。
我们建议：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向发力，统筹运用好市场交易、价格调控、运行管理、财政税收等多种政策工具，建立支撑“双碳”目标的引导政策体系。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作为直面市场竞争的能源企业，在“双碳”战略下，我们需要适应环境变化，充分利用自身技术储备和人才优势，以“30·60”目标为引领，服务保障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和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全力做好“五个实践”。
一是加强“双碳”政策研究支撑。发挥能源智库作用，积极参与国家、省、市、县碳达峰行动方案编制，深入开展“双碳”战略政策研究。
二是大力开展低碳能源电力业务。推动煤电行业“大容量、高参数、清洁化”提质增效，提升新能源更大范围内消纳水平，加大气电、生物质、风电、光伏等“投建营一体化”建设力度，开发一批大规模新型低碳综合能源基地项目。
三是积极开拓生态环保等绿色非电业务。拓展高浓度污水治理市场，积极参与沙化土地复绿项目以及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绿色园区建设，有力推动新能源与绿色非电业务有机融合。
四是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围绕新型电力系统、新型输电通道、新能源、新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大力推进“产技融合”。
五是加快数字化转型。推进生产链条、管理链条数字化，开展能源大数据研究，全面提升帮助能源企业转型的服务能力。
